停下來的時候，是為了欣賞人生

台灣高等教育自從1990年代開始進入量變的發展時期。大專院校激增為一百多所，大學、碩士與博士畢業人數、專利申請數與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亦急速上升。表面上，台灣近年的人力素質與研發能力看似大躍進，但台灣的學術研究水準卻未等質地改變。

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出在台灣高等教育的量變並未轉化為質變！

考可考，非常考
教改試圖以廣設高中、大學的方式擴充升學的窄門、讓學生快樂學習，然卻將年輕學子推向永無止境的考試深淵。學生並未因跨入大學殿堂而與升學考試絕緣，反因過多的大學與市場競爭相繼投入研究所入學考試。「研究所」變相成為競爭篩選與學歷加值的工具。青年學子為擠進頂尖大學研究所的窄門，除了靠優異的校成績取得推甄門票之外，多數人則選擇進入補習惡補。

理想上大學裡的研究所聚集一群對於知識充滿熱情的師生。教授和學生會基於對事物的好奇與探索，試圖解答未知的問題。學科專業知能與對問題的敏銳度等研究能力需要長時間的積累與養成，無法死背，更難以用簡單的紙筆測驗衡量。

但是，台灣多數的研究所入學都是採紙筆測驗。考生可不具備研究能力、研究熱忱，只要努力背誦與掌握解題技巧便可輕鬆考取。因此，各大學收了許多會考試，但是不會或不喜歡做研究的研究生。

「卓越」悲歌
過量的大學加劇大學市場的競爭，教授們不得不「加強」研究表現，提高學術聲望與辦學績效；也不得不「加強」產業合作，貼補被稀釋高教經費與資源。許多人以為良好的學術排名、大量的SSCI、SCI論文、專利申請數、新創企業數以及高額的技轉金等同於卓越大學的象徵。致使大學教授犧牲健康、犧牲家庭，捨棄教學，汲汲營營於「卓越」的追求。

在此過程中，大學忘了它為何稱做是「大學」。大學之所以異於研究機構、企業，是因為大學除了研究與服務之外，尚肩負「教學」的神聖任務。大學理應協助年輕的生命找尋自我，指引青年成為成人與世界公民。

大學雖企圖以各式教學平台、教學助教挽救輕忽教學的態勢。然大學老師認真教學不僅無益於升等，更可能會因求好心切換得教學評鑑低分或學生不肯選課的窘境。越來越少老師願意好好傳授學生基礎學科知識，因為學生也被制度訓練成沒有靈魂的書呆子，只想走捷徑、早畢業，不願放下身段學基本功。

絕大多數的學生沒有在大學階段習得學科專業知識，或不懂得該如何整合運用知識。故當學生準備研究所入學考試時，補習班名師反成為大學基礎學科知識主要的傳播者，與快速破解研究知識的解題者。這是教育的諷刺，也是人文的淪喪。研究所選的學生有幾個是喜歡「研究」的？畢業後，又有幾位研究生是真正會做「研究」的？這兩個問題值得大家深思。

空心的高級人才
台灣近年的高教政策、評鑑機制多與「卓越」有關。大學瀰漫一股「萬般皆下品，唯有『卓越』高」的氣氛。大學教授因個人時間與精力有限，常需參與行政與企業服務，研究室裡舉凡儀器管理、計畫撰寫與人員管理多由學生分工負責。其中以博士生的工作最為繁重。他們不僅要兼顧自己的學業，尚須督導研究計畫的執行、解決學弟妹研究上的疑難雜症。

許多博士生在未受到足夠的研究訓練與態度養成前，就必須撰寫研究計畫、指導碩士生，協助研究室的運作。教授也沒時間培育博士生做這些事，只是把工作丟給他們。博士生的修業時間短則三年，長則八、九年，有些博士生在畢業的壓力下，不得不做短線研究、抄襲或假造研究數據。

最為悲慘的是許多人耗費青春與金錢卻得不到與文憑對等的能力，或是可以讓他們發揮長才的去處。於是，這群高級人才只能四處流浪、轉業。他們數年的研究生涯換得僅是學識空心、心靈空心與人生空心。

思索其他可能
過去數十年台灣高等教育歷經數量上的急遽變化與成長，大學卻逐步陷入困境與掙扎。台灣不應自豪高等教育的量變，而應正視當前種種沉淪難題。追求「卓越發表」並非是使大學產生正向質變的唯一解藥，大學裡的師生不該只是無奈地悲嘆現狀，更須仔細思索其他可能的路徑。否則，台灣的高等教育只會變得更糟，不會變得更好。現在如此，未來更是悲觀。

難就難在，這個問題碩士生、博士生、教授都知道，但是卻沒人敢點破，更沒人有勇氣為這個錯誤做點努力。未來，高等學府將充斥更多的空心碩士、空心博士與空心教授。後果？誰都不敢想！

原文投稿於http://reswithoutnumbers.blogspot.com/2010/04/blog-post_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