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下來的時候，是為了欣賞人生

中國時報 2011-02-06  【邱天助，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以前，在學生時代，時常會聽到某些「教育家」、「文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的名號，包括葉石濤、鍾肇政、錢穆、羅光、辛志平、衛惠林、董作賓、傅斯年等等。耳聞他們的真知灼見或感人事蹟，心底每每湧起一股熱泉，並且勉勵自己「有為者亦若是」！

如今，在大學校園沉浸多年，有一天，猛然醒覺，曾幾何時，在台灣，這種「家」的稱號逐漸消失，尤其在人文社會學界，大「家」似乎都不見了。

基本上，要被賦予「家」的尊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他必須見解獨到，形成一「家」之言；其次，他必須能為大「家」付出，對社會有所貢獻，受到社會的認同。這些人往往具備公共知識分子的特質，不但在人品、涵養、眼光、資歷和學識方面有足夠的水平。最重要的，他們敢獨排眾議，不趨炎附貴。例如，薩伊德、阿宏、漢娜．鄂蘭、海耶克、里奧．史特勞斯、沈恩等人皆是。

以大學的自由學風，應是最能孕育名家的地方。回想昔日，大學校長地位何等尊崇。如今，在當前的教育制度下，多數校長已經淪為教育部派駐校園的ＣＥＯ，只能執行一些標準化的作業程序和要求，哪敢奢談大學理想，最多只能私下感嘆其志難伸罷了。即使是教育部長，也無法掙脫一些政治團體、專業組織或其他壓力團體的綁架，難有大刀闊斧的作為，足以留下歷史美名。試問社會大眾，幾年來，能有幾人記得那位大學校長或教育部長的事蹟與聲名？顯然的，在台灣，「教育家」的身影似乎越來越模糊了。

名家的隕落，對知識生產的模式有極大的影響。台灣的大學知識場域內，學術生產常常不是自主性知識活動的結果，或是基於深層的社會關懷，而是根據某種特定的知識規畫（例如國際化、ＳＳＣＩ化），或以國家發展的邏輯為原則（例如提升國家競爭力），而由某種特定的「集體性」、「規範性」知識生產機器的生產和再生產。

在標準化、規格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下，教授們須服膺於制度性規範，依據ＳＳＣＩ產量、教師評鑑的規則，去扮演政府公務員或工廠作業員的角色。使得原本獨立自由的學術工作者，逐漸被收編在國家生產體制之下，淪為執行國家意志的重要工具，以獲取制度的額外利益，領取彈性薪資，甚至隨時待價而沽。

他們所在意的是學門內正統性、合法性地位的取得，以爭取場域內發言與審核的權威性。因為，有了這種權威，就能規定什麼是場域內最具有優越性的產品，因而控制知識再製的權力，也控制學術利益的分配。多年來，台灣的大學學術工作逐漸失去與社會的聯結，學術的生產僅剩圈內人自我消費、自我評比或自我參考的價值，外界不知他們所為何事，他們也不須跟外人交代所做何為。慢慢的，台灣沒有「學家」，沒有「學者」，只有知識生產者，甚至按件計酬的學術作業員。

後現代知識的轉折，強調的是知識的個別性、差異性與多元性。不知我們何時才能摒棄ＳＳＣＩ知識霸權，以寬廣的態度，接受並期待各式各樣知識的產生，甚至透過一些原來被壓制或被忽視知識的甦醒，進行自我反思與批判，讓一些被剝奪資格知識的再次出現，也讓知識的宇宙充滿大大小小的星星閃爍。有朝一日，也讓大「家」的身影在台灣慢慢重現。